（四）1、2、3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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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丁林一凡说，无疑地，烟酒已牢牢地镶嵌入人的生活，而每一种生活都是不同的，就象吃饭，白面馒头固然好，总有吃厌的时候，而且据说吃多了最容易导致发胖而引发血压血糖高之类的病症，既如此，为什么不五谷杂粮经常换一下口味呢？所以，在这里，我不想对烟酒做概括性的总结，兄弟们不妨随我的讲述来体验一番。
　　
　　我们读大学的时候仍属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年代，过了桥就无异于鲤鱼跃龙门，不仅一切由国家包办指定了是国家干部，而且高喊着六十分万岁就容易毕业。
　　
　　多少年后，偶有机会与恩师谈及大学生的素质问题，恩师颇有感触地认为还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学生视野宽，理由是，由于就业压力小，死啃课本的现象就轻，便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阅读和思考，学到的东西才更扎实，而且大学不单纯是一个学知识的地方，更重要的则是要培养和产生思想，思想对一个人最重要，因为知识是不断更新的，如果不能学会自学和独立的思考，便不会有后续的知识更新和创造，早晚会被远远地甩到后面。
　　
　　他的这番话或许是对我们那个年代大学生的中肯评价，但还是被我认作是对自己学生无原则的恭维。我清晰地记得自己是带着几许留恋几许惆怅又几许期盼的心情离校的，由于需要转车的缘故，我当天无法赶回家便住在了城里一个远房亲戚家里。
　　
　　亲戚虽说官不大，却是我们村第一个到县城里定居的人，据说在县城里颇有些影响，从他家宽敞的住房上便可以略窥一斑。
　　
　　亲戚自不是经常走动的那种，最不善走动的我只是偶尔地见过一二面，要不是迫于无奈，我是决计不肯前往投宿的。
　　
　　那个时候，嘴里虽天天跟着喊******，似乎不跟着喊便思想不咋样似地，而且腐败在我的印象中必定是可恨的，但到底何谓腐败，初涉人情的我应该还是模糊的，我甚至并不懂得多少世故，赶到亲戚家时，天已经黑了，除了花五元钱雇来的人力三轮车给运来的三纸箱书和一个单薄的行李卷之外，我是空着手闯进亲戚家的。
　　
　　亲戚对我表示了最为热烈的欢迎并把我安排到他们家的南平房里，房间虽然小，却足以容纳我这个借宿的人。
　　
　　亲戚家正在吃饭，饭菜颇为讲究，大概总不会少于五六个菜的样子吧。我这个不速之客的到来使他们不得不停止了刚开始不久的用餐，亲戚脸上挂着笑，他们正欲成年的儿女们显是嫌我扰了他们的晚饭，一脸的不高兴，只斜视了一眼我的行李，便用两根手指捏紧了他们的鼻孔，用力地摔着房门进了各自的房间，没人懒得理会正手忙脚乱搬行李的我。
　　
　　略作安顿之后，自又是一阵毫无意义的寒暄，片言段语之间亲戚已提及了好几个在我看来绝对算得上权贵的人名。那时的我尽管脑袋仿佛少了条筋，具备了大学学历的我却绝算不上痴傻之人，自也能辨出他们话中的韵味：别傲，你还太嫩！
　　
　　这当然是事实，但事实此时居然那样刺耳——当时的工作安排尽管完全由国家包办，但据我所知，有不少的同学早在半年之前便开始运作了，托亲告友竭尽所能地无非想留县机关或县城，更有的为达目标甚至连假恋爱的招儿都想到了。
　　
　　我决计要听天由命，我知道自己若要再提出一些非分之想，只能给我父亲徒增无穷烦恼，因为我明白我父亲是个内心要强却无力运作此等大事的人，我坚信凭自己的努力亦必可创出一份天地。
　　
　　事实上，我此时无心去关注这些，因为我已连续几天没能认真地吃过饭，又经过了大半天的忙碌，早已饥肠辘辘，强烈的欲望促使我虽竭力忍住却仍不停地去瞅桌上原是诱人的饭菜。主人自能看穿我的用意，便招呼去添几个菜下饭，儿女们权作耳旁风根本不听招呼，主人便叹气说着“这些孩子惯坏了”，却迟迟挪动不了身子。
　　
　　我极端地仇视这种仰人鼻息的生活，鼓起勇气说“不用麻烦了，我已吃过饭了”，虽然语气里难免有底气不足的嫌疑。
　　
　　无话找话的尴尬最折磨人，更何况一个饿汉对着正专心致志用餐嘴里不停发出“吧嗒吧嗒”咀嚼声和“稀哩胡噜”喝汤声的一家，主人怕冷落了客人又要不时地空出嘴支应那些或许根本没有听清的搭讪，无话找话自编的话题自觉又不好嘎然而止。
　　
　　自觉话题该顺利成章地结束后，经过了短暂的沉默，我终于说出了那句在心里瞬间就转了上百遍的“你们先吃着，我出去透透气”。
　　
　　主人的嘴巴总算停了下来，屁股却仍纹丝不动，随着一声较为随意的“出去走走也好”的应答，我逃也似地离开了，未及逃远，里面又传来一声“早些回来，关门”的叮咛。
　　
　　那时的县城远不如现在这样富丽堂皇，大片的平房群毫无规则地穿插在同样毫无规则的楼房之间，楼房窗户照出来的灯光映得乡村尚不多见的沥青路影影绰绰，只有到了闹市区才有路灯，人也特别多，每堆人中间可能是安静的，整个场面却让人觉得闹哄哄的。
　　
　　我无心去浏览体验这样的场景，只想尽快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待伸手掏钱时才意识到，自己的钱已所剩无几，摸出来认真地数了数，四元四角八分！
　　
　　预留出四元二角钱的回家车费，也就是说，能够自由支配的钱只有二角八分。我不仅有点儿泄气，饥饿不断地动摇着我的意志，让我多少次地欲回转到亲戚家丰盛的餐桌上去蹭一顿，但高贵的自尊又屡屡否定着自己。我游魂一样漫无目标地在占地不大却被称为广场的人头攒动的地方游荡着，然而越是游荡饥饿感越是强烈。
　　
　　当时的我不修边幅，逐渐生出的胡须从未刮过已然如乱草似地叠堆到嘴边，头发和衬衣明白无误地脏，长时间没有洗澡的结果加之一整天的旅途和忙碌让衬衣不时地粘贴到脊背上，偶有夏风吹来，凉丝丝的却浑身不自在，而且不时地发出一阵阵咸鱼腥味。
　　
　　忽有一声童言无忌的“傻子”的惊奇的叫喊声把不少的目光引向了我，狼狈的无地自容立即罩住了我，我感觉到自己在不停地冒着汗，紧紧地攥到手里的二角八分钱已然有些湿。我暂时忘记了饥饿，只顾往人烟稀少的黑暗的地方走。
　　
　　人烟稀少黑暗的地方便只有小路，小路还没有硬化，跟农村小道没有什么两样的坑坑洼洼和黑暗，一辆乌龟壳似地小轿车亮着大灯高傲地驶过，横冲直撞地差点儿没压了我，高速溅起的雨后仍残留在路中央的泥水喷了我一身，未及我反应过来，快速通过的乌龟壳突然停了下来，一个肥胖的醉醺醺的脑袋探了出来，恶狠狠地骂着“找死”。
　　
　　我忽然见变得胆小如鼠，灰溜溜地不予搭讪，醉醺醺的脑袋见无法燃起战火，心有不甘又愤愤不平地高鸣着喇叭飞走了。早晚撞死你。我在心里恶毒地诅咒着，身体轻飘飘的似总无法着地。
　　
　　黑暗并不总让人恐惧，有时候甚至会是一剂无可替代的良药，虽然加了这么一段意外的小插曲，黑暗还是让我重新回到了现实。经过再三地权衡计算和思想斗争，我决定要消耗掉手里的二角八分钱，否则我将连继续游荡的气力也没有了。
　　
　　我在角落的一家小杂货店买了一包八分钱的“红金鱼”香烟，剩下的二角钱决定吃面条。那时候的饭店多是国营牌子，面条五角钱一碗，听到我要二角钱的面条，护士一样着装的女服务员先是不敢相信地竖着耳朵盘问，继而便是满脸的不屑，明显地不愿做这么小的生意。
　　
　　我是消费者，自是多了点儿豪气，“就二角钱”，我的语气生硬，态度顽固坚决。
　　
　　或慑于此，他极不情愿地去向经理汇报，或许因为怪罪我的态度，她在故意拖延，我几乎能想象得到她慢吞吞的样子；或许程序原就这么复杂，经过一段在我看来绝对是漫长的又充满期待的饥肠辘辘的等待后，她总算给我上了一碗热气腾腾的清水面，态度那样地不友好，说是放倒不如说是重重地扔到我面前，汤汁四溅，弄得我脸上身上皆是，多余的则在凹凸不平的桌面上迅速汇集成流，直线似地流到地上，打湿了胸脯正起伏不定的她的那双跟她一样娇小秀气的绣花鞋。
　　
　　面汤的香味诱惑着我，我无暇过多地去顾及她的态度，反而恶作剧地但绝对友好地冲她笑笑，便去吃面。面是好面，我敢保证自己从未吃过如此好的面，只是太少，我甚至没吃出啥滋味便剩下了汤，汤也是好汤，我连喝了三大碗免费的汤，直惹得她尽用白眼珠对我。
　　
　　饿真是奇怪，不吃的时候还勉强能维持，吃了面条，尽管少，面汤毕竟撑起了我的肚皮，我反而饿得无法起身，只觉肚里空落落的仿佛要出火，两手不停地搓揉着，甚至出现了把周遭的所有据为己有的狂想。但我只能吸烟，而且只有烟吸。
　　
　　当真一根烟能够胜似一个香喷喷的白面小馒头，燃上烟，不仅慢慢地把饥火压了下去，而且似乎多了些自信，我思想者一样离开了其实已不再注意我的小服务员，我感觉自己实际上就是思想者，大脑里却乱糟糟的根本没有思想的开头。
　　
　　我没有回亲戚家睡觉，也毫无睡意，再次踱入了黑暗，为了节约体能这么个简单的理由，我在黑暗的一个角落坐了下来，什么也不想，什么也想不起，只默默地吸烟。
　　
　　我几次欲迷糊过去，又几次被恼人的夏蚊叮咬得既疼且痒的感觉弄醒。
　　
　　冬夜长，夏夜短，天要蒙蒙亮时，“红金鱼”烟赶巧也吸尽了，我便纸烟盒用力揉成一个结结实实的团，随意地扔到小路中央的积水中，仿佛恋恋不舍似地又回头端量了好一会儿，走过去用脚狠狠地踩了踩，积水溅湿了我的脚。
　　
　　我用力地跺着脚企图摔掉沾到鞋上的泥水，这是一双皮鞋，我刚考上大学那年我姑姑送的，我一直舍不得穿，连带这次才总共穿过两次。被沾染过的东西要恢复原样并不容易，泥被甩掉了，水却被摔成了无数的小水珠儿密密麻麻沾在鞋上。我惋惜地蹲下身，用手轻轻地把水珠儿抹去，才幽灵似地闪回到亲戚家里。
　　
　　亲戚的家人正在酣睡，我只留下了一张“归心似箭，不便打扰，再三感谢”的纸条便匆匆离去了。
　　
　　这一段或许根本算不上经历，充其量不过是一夜的感受而已。然而，人的不少观念往往都是在这种激烈、真实、明确的感受冲突中迅速地形成。因此，这对我至关重要，尽管我无法说清这段经历到底给了我怎样的影响，每到聚会便总有一股强烈地一吐为快的冲动。这次，我总算说了，虽然这与烟酒毫无关联，但我实在无法自抑。
　　
　　我有这样一个习惯，谈话必要痛快淋漓方能尽兴，若有事情闷到心里，常常会有好长时间憋得胸口胀裂似地痛疼。既然开了头，还有一件事似乎也应该一提——
　　
　　我们那个时候的毕业分配的区别只有能否随心所愿，按照惯例，由于我们所学的专业当时还属于缺口专业，学生多是来自哪里便会分配回哪里，除非个人申请，几乎没有过例外。曾几何时，同乡之间谈及此事，不少人义愤填膺，认为如此限制了个人的发展前途。
　　
　　偏就这样巧，在这种并无多大实际意义的闲谈中，到我们毕业那年竟然有了一个分配去外县的计划。班主任征求意见时，必须有人承担的几位相互对望了一眼，没有谁肯最先说话，但目光都是坚定的。
　　
　　应该说，我是几位中底气最不足的一位，我甚至没有认真地考虑过，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个意外。事后我才了解到，因莫名的空虚无聊让自己变得一切都无所谓的我最不善把握信息，在别人手忙脚乱晕头转向地忙活时，我居然会毫无所知，我为自己深感悲哀，这毕竟是我第一次处理这样的大事。
　　
　　我一贯坚信，生理正常的人根本不存在“痴傻”一说，区别便在于人反应速度的快慢和能否快速出口。
　　
　　至于反应速度，快者往往能迅速抓住别人讲话的核心并深刻领会其中的实质随之作出反应，慢者则常常当即无法理解甚至作出错误的以致于引起不良后果的反应，但只要认真思考，总会有想明白的一天，虽然不良的后果可能已经发生，时间的间隔却绝不会超过几小时或者更短，完全不会耽搁亡羊补牢，至少也能引以为戒。
　　
　　至于能否快速出口，主要指人在同样迅速地作出判断的情况下，有的人能够当即突破情面的束缚迅速以雄辩的口才表达自己的意愿，而有的人则或碍于情面或缺乏伶俐的口齿无法或者无法完整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而显得呆滞。
　　
　　我便属于后者，后者往往无私固执，容易后悔，眼睛里揉不进沙子，一旦有所发现常反噬得更为厉害。尽管我意念中隐隐有一种分配去外县当真有点儿令人欢欣鼓舞的感觉，但我还是恶作剧似地要跟孜孜以求的几位那样——绝不放弃回老家谋求发展的机会，这样便不得不放弃在几位多以恋爱为由振振有词地争辩之后而独有我暂时无任何正当理由只能甘愿去外县的承诺。
　　
　　由于我当时仍缺少对关系重要性的最清醒的认识，我没有去找那位与我多少有些渊源曾帮过我而我只礼节性地拜访过一次的校领导，而是直接去找到了班主任。
　　
　　班主任是位和蔼的年轻人，曾对我给予过厚望，他以同样和蔼的态度在家里热情地接待了我，而我的态度却无论如何也热不起来。我抱着无所谓的态度用冷得近乎发抖的声音说，我要回老家，原因是：我是独子，父母身体有病，常年需要照顾。
　　
　　这一句谎言对身体健康的父母甚为不敬，但我当时实在找不出比这更中肯更贴切的理由。坚定地说过之后，我偷偷地瞄了一眼正斜躺在简易沙发上的班主任，他脸上挂着僵硬的勉为其难的笑，却没有说话，只静静地甚为认真地听着，眉头不自觉地紧促了起来，这是我经过长期观察认定的他在遇到难题时的一个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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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刻，我竟莫名其妙地生出了一丝同情，瘦弱的曾被我认定是那样坚强有力的他此时显得多么的无助。之后，在他面前一贯笨嘴笨舌的我居然在他答应“能力有限，再试一试”后又口齿清楚地说了一些连自己也说不清的内容，我显然无限地夸张了自己与那位校领导的关系和我刚才所提到的那位亲戚在县城的地位与影响。
　　
　　为此，我再也没有主动去见他的面，甚至在毕业后有许多年我都羞于见他，我总感觉自己有点儿不够光彩，虽然在毕业前的例行实习中他告诉我事成了时，我曾萌生过我是得胜者的念头，而且非常渴望地想拥抱他，但碍于情面，终没有抱成。
　　
　　多少年后，我才大致弄清了其中的缘由，他为此利用我一位同乡的高昂热情把他派到了海岛。
　　
　　说到这里，便容易理解我何以会断了音信似地再也没有去过亲戚家，机械必定严格地按照事先了解到的由教育局至职能部门再至岗位的程序拿到去距离老家最近的安宁乡的调令，我甚至没有将自己工作安排的消息通报给亲戚，而是片刻也不能等待地去了安宁乡。
　　
　　安宁乡人民政府驻地就在安宁乡的安宁村，最惹人注目的便是左右两侧各四排分别用于办公、食堂、接待和单身宿舍的平房的一条整洁却不甚宽敞的甬路上的两列既高且粗且直的毛白杨，叶子正随着雨后的微风“哗哗”作响。
　　
　　我是骑着新买的“永久”牌自行车戴着小铺盖卷赶到这里的，顺眼看了一下手腕上那块父亲从不舍得戴的表，时间恰恰上午九点整，由于雨后道路泥泞，沾了我一身泥水，样子定是狼狈不堪。
　　
　　这里虽与高楼林立的大学校园相比显得寒碜，比之老家的那些低矮的平房却又豪华奢侈了许多。大概是受了毛白杨树叶响声的烘衬，院子里极静，除了啤酒肚高高隆起的两位正在低声地议论着什么，再没有其他任何人的活动。
　　
　　想到自己以后便要成为这里面的一员，一股庄重肃穆之感莫名其妙地慢慢地自心底升起。我小心翼翼地支好自行车，按照调令上的指引，既羞且怯地进了乡政府办公室，办公室里只有一位老者，正高一声低一声地打着“摇把子”电话，见我进来，眼皮也不抬一下，只极为随意地问了一声，有什么事？
　　
　　我郑重地答，报到的。
　　
　　他的态度随之热情起来，几乎是扔掉了手中的话筒，赶忙过来与我握手。他说，党委政府，党委管政府，报到是要去党委的，党委就在政府后面的那一排，上面有牌子。
　　
　　我不解地问，调令上不是写明了吗？到政府报到。
　　
　　他笑呵呵道，这个书上没写吧，慢慢就懂了。我正为自己的无知而感到懊恼，他又说，不过，你来安宁乡算来对了，这地方人好水好地好长棵毛白杨也好。
　　
　　他指定是一个爱唠叨的人，爱唠叨往往是人缺少自信或者郁郁不得志的表现。日后我果然了解到，他曾经是这个乡的乡长，这些毛白杨全部是他在任期间的杰作，后来他犯了错误，据说是男女作风的那种，被降了职，组织上原本决定调他到其他乡工作，但他偏就认准了这个地方坚决不肯走，可惜这个地方的职位已经满了，他便自动请缨做了一个只享受副局级待遇的闲差。
　　
　　在指引我去党委报到的不足二十米的途中，他又向我讲了至少有五六条类似于刚才那样的我当时听来似懂非懂却甚觉新鲜的顺口溜，显然有在我这个大学生面前卖弄文采的嫌疑。
　　
　　不过，现在再仔细咀嚼这些顺口溜，当真觉得不仅极富文采，而且蕴含了不少哲理，是长期农村工作经验的结晶，因此常有搜集整理成书的想法。
　　
　　党委办公室里有一位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年轻人和一位个子不高精瘦且脸黑如碳的中年人，老者只为我做了简单地引见，我甚至没有听清对方的姓氏，他便匆匆离去了。
　　
　　对于他的离去，我竟隐隐生出一股失落，当时便想他必定是一个能够从容应对世事的人，自己的水平什么时候能及得上他的一半就够了。
　　
　　党办的两个人盯着老者离去后，便开始象审犯人似地上下不停地打量着我，中年人冷淡的面孔上的肌肉显然在抑制什么明显在抖动，而青年人则无此定力，早已乐出了声，至此我才意识到自己身上沾染的泥水早已变干，活象一个刚从地里走出来的老农民，原本已有些胆怯的我窘得更加无地自容了。
　　
　　事实上，我认为年轻的那位反而大，是副书记，那时候的副书记不象现在这样有好几位，除了乡长之外，便只有他，因此他便理所当然地分管机关，在党委绝对拥有足够的分量。貌似中年的那位只因为脸黑才显得大了些，是秘书，他认真给我做了登记。
　　
　　后来，我才了解到，象我犯的这种错误经常发生，搞得副书记甚为不满。据说，县委一位分管组织的副书记到安宁乡调研，把前来迎接陪同的副书记和秘书给认反了，一路上都不理会亦步亦趋跟在屁股后面的副书记，只顾给秘书讲话发指示。
　　
　　刚开始，副书记认为县领导跟秘书熟或者有亲戚关系，心中不快也不吱声。后来渐渐品出了味，心中大怒，吃饭的时候临时在家主持工作的副书记便找来从没有资格陪领导的政府文书作陪，而把秘书凉到了一边。
　　
　　待酒菜上齐，县领导就是不肯下筷，反复追问“副书记”的去向，副书记只好如实言明，县领导哈哈大笑了事，而两人却从此变得面和心不和。
　　
　　但副书记不满归不满，却从不表现出来。因为秘书是一把手书记从外单位特意挖过来重点培养的，据说两人此前并无多大关联，只是因为大家都脸黑。
　　
　　象这样的传言极难探听得到，机关里大多谨言慎行，见了面或哈哈一笑或开一些半荤半素甚至极为露骨的黄段也拿得出来，至于谁与谁到底是怎样的关系，有的人恐怕至死也搞不清，最可怕的要数被人活埋了还没弄明白是谁挖的坑是谁填的土。
　　
　　当时的我毕竟如副书记所说嫩得能掐出水来，当然不肯堕了自尊，在副书记问过我一些无关疼痒的问题后，我居然说出了城里那位亲戚的名字，企图博得一些可怜的尊重。岂料副书记故作没有听清，问外面的那位便是你亲戚吗？
　　
　　原来亲戚的名字竟然与外面两位同样面如黑炭的啤酒肚其中的一位名字谐音。我忙说，不是。
　　
　　副书记说，那就是咱们的书记和乡长。
　　
　　我怯生生地再次探出头去望时，两人已停止了谈话，眼睛各自在望着不同的方向。
　　
　　后面的经历告诉我，当时的安宁乡有不少胜过红头文件的不成文的规定，诸如除了书记和乡长之外绝不敢在上班时间站到院内闲聊；因为书记喜欢背着手走路，其他人当然不可以如此；黑不能说黑，必须说成乌；因乡长有一次喝高了，睡觉时大喊“上饭”，“上饭”只能说吃饭而绝不可以提“上饭”等等，所有的这些都是只能意会而不可言传的，若非想找小鞋，那是绝不能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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